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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还
＂五万八，俊德，数数吧。＂郭大勇把一叠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推到我面前，＂这些年，苦了你。＂
1995年的春天，天津的空气里飘散着槐花的香气，但我家窄小的客厅里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默。
这是我们这代人最难熬的日子，国企改革浪潮中，像我这样的老工人，下岗已成定局。
我家住在河西区一栋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六层楼房里，六十平米的两居室，虽然简陋，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＂有房有工作＂的体面人家。
郭大勇是我的老战友，我们在1978年一起被分配到东北边防服役，曾在漫天风雪中并肩作战。
那一年冬天的巡逻任务中，我不慎滑下冰崖，左腿骨折，是郭大勇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，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到达哨所。
若不是他，我这条命早就交代在了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里。
退伍后，我们分别回到各自的家乡，我回到天津继续在国棉三厂当工人，郭大勇则回了河北邯郸。
虽然相隔两地，但每逢过年过节，我们都会互相寄贺卡，电话联系。那时候，打一个长途电话还要去邮电局排长队。
两年前的冬天，郭大勇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沙哑得几乎认不出来。
＂俊德，我完了。＂电话那头传来他沉重的叹息声。
那时，国企改革刚开始，不少人下海经商。郭大勇借了高利贷开了一家砖厂，谁知道赶上了建材市场不景气，砖厂倒闭，债主天天上门逼债。
更糟的是，他媳妇王芳因为过度操劳得了肾病，住进了医院。
＂俊德，我不想活了。＂电话那头，郭大勇说话的声音让人心惊。
我挂了电话，连夜收拾行李，坐上了去邯郸的绿皮火车。
郭大勇住在厂矿单位分配的筒子楼里，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药味。
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睛深陷，胡子拉碴，哪里还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。
王芳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看见我来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＂俊德，你来了。＂郭大勇眼圈通红，声音嘶哑。
我没多说什么，把身上带的两千块钱先给了他，然后回天津，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一套老房子。
那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位于南开区，虽然只有五十多平米，但地段好，值钱。
卖房的时候，我媳妇林巧云没说半个不字，只是在签字的那一刻，偷偷抹了眼泪。
我拿着卖房得来的六万块钱，再次坐上了前往邯郸的火车。
＂拿着吧，先把债还了，把芳嫂的病治好。＂我把钱交到他手里，＂等你的日子好过了，再还我。＂
郭大勇接过钱，双手发抖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地上。
＂俊德，我这辈子，还不完这份情。＂
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当初在边防，你救了我一命，这才是还你的。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＂有什么困难，咱们兄弟一起扛。＂
两年过去了，我也经历了下岗潮。
棉纺厂的机器停了，工人们排着队领了遣散费，拿着工厂发的最后一张工资条，走出了曾经工作了十几年的大门。
我拿着遣散费和积蓄，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。林巧云则去了附近的副食店当售货员。
日子虽然清苦，但总算能糊口。
这天，我正在摊位上修着一双皮鞋，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我面前。
＂俊德。＂
抬头一看，是郭大勇。两年不见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许多，但精神状态比上次见面好多了。
＂大勇，你怎么来了？＂我惊喜地放下手中的锥子。
＂还钱来了。＂郭大勇拍了拍挎在身上的帆布包。
我急忙收摊，带他回了家。
林巧云刚下班回来，正在厨房里切菜。见是郭大勇来了，急忙去冰箱拿出几个鸡蛋，＂大勇哥来了，今晚咱们炒个鸡蛋，再来点花生米下酒。＂
九十年代中期的家庭，能拿出鸡蛋款待客人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。
我从柜子里拿出半瓶二锅头，倒进三个小酒盅。
酒过三巡，郭大勇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叠钱，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。
＂五万八，俊德，数数吧。这些年，苦了你。＂
我一愣，记得当初借给他是六万整。
＂不是六万吗？＂我轻声问道。
郭大勇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硬邦邦地说：＂就这些，多了没有。＂
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，林巧云端着茶水进来，听到这话，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，水溅出几滴。
＂大勇哥，当初俊德可是把老房子都卖了救你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＂她的声音里带着责备。
我按住妻子的手，摇摇头。
郭大勇沉默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，那是他紧张时的老习惯。
窗外，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《好人一生平安》的旋律，姜育恒那略带沙哑的嗓音，唱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平凡生活的渴望。
＂牡丹虽好，也得绿叶扶持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俊德，谢谢你这片绿叶。＂郭大勇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饭桌上，郭大勇说起了这两年的变化。他用借来的钱还了债，给王芳治好了病，然后靠着在建筑工地打工慢慢攒钱。
＂老郭，你打工的钱也不多，还是先养家糊口要紧，钱的事不急。＂我说。
＂不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＂郭大勇坚持道，＂再说，我现在日子也好过些了，工地上的活多，不缺钱花。＂
吃完饭，林巧云收拾碗筷去了厨房。我和郭大勇坐在阳台上抽烟，看着楼下小区里的景象。
小区的空地上，老人们在跳着广场舞，收音机里放着那时候最流行的《涛声依旧》。
孩子们骑着自行车绕着空地转圈，阵阵欢笑声传上来。
＂俊德，你们也不容易。＂郭大勇吐出一口烟圈，目光扫过我们简陋的家具。
九十年代中期，下岗工人的家庭能保有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，一台双门冰箱，已经算是条件不错的了。
＂还行，下岗后厂里给了一笔补偿款，我又摆了修鞋摊，巧云也找了工作，日子虽然紧巴，但还能过。＂我说。
＂你那腿…还疼吗？＂郭大勇看着我的左腿问道。
那场雪崩造成的旧伤，每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。
＂习惯了。＂我笑笑，＂比起当年在雪地里等死，这点疼算什么？＂
夜深了，我在沙发上给郭大勇铺了床被子。
＂你睡沙发，我打地铺就行。＂郭大勇推辞道。
＂别磨叽了，当年在边防，咱俩还不是挤一个通铺。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晚上，林巧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＂两千块啊，那可是四个月的工资！＂她小声嘀咕着，＂这年头，哪有借钱不还全的？＂
＂睡吧，钱的事别多想。＂我说着，却也睁着眼看天花板。
东北的雪地上，郭大勇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那时候，他对我说：＂战友就是兄弟，生死都不分开。＂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的郁结松了几分。
第二天一早，郭大勇就起床要告辞。
＂再住几天吧，好不容易来一趟。＂我挽留道。
＂不了，工地上还等着我呢，耽误一天就少一天工钱。＂郭大勇说着，背起他那个旧帆布包。
我送他去车站，路上买了两个煎饼果子当早餐。
＂下次来，把王芳和孩子一起带来。＂我说。
郭大勇点点头，脸上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。
回到家，林巧云正在收拾沙发。
＂他就这么走了？那两千块钱的事就这么算了？＂她边整理被子边说。
＂算了吧，他也不容易。＂我叹了口气。
＂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当年要不是把老房子卖了，咱们也不至于住这么小的地方。＂林巧云抱怨道。
她的话不无道理。父亲留下的那套房子如果现在还在，价值已经翻了好几倍。
但我不后悔，在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，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为人之道。
三天后，我从老同事那里得知，郭大勇家添了个女儿。
＂他媳妇好像是去年年底生的，孩子一出生就有心脏问题，手术和药费花了不少钱。＂老同事告诉我。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的郁结忽然松动了。
原来如此，两千块钱大概是郭大勇用来给孩子治病的钱。
周末，我骑上那辆上海牌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带着为林巧云准备的降压药，前往郭大勇在天津的暂住地。
他说是在工地上打工，应该是住在工棚里。我按照他留下的地址找去，却发现是城西一栋破旧的筒子楼。
七十年代建的老式楼房，没有电梯，楼道里的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楼梯扶手上的油漆也已经斑驳不堪。
郭大勇住在四楼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里。
敲门后，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脸色苍白，眼睛下面有浓重的黑眼圈。
＂你是…？＂她疑惑地看着我。
＂我是俊德，郭大勇的战友。＂我解释道。
＂俊德叔叔！＂女子眼睛一亮，＂我是王芳，大勇常提起你。快请进。＂
屋里简陋得让人心酸。
一张木板床，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，几把破旧的椅子，一个小煤球炉，就是全部的家当。
床上躺着一个小婴儿，大概只有半岁左右，小脸蜡黄，睡得正香。
＂大勇出去买药了，马上就回来。＂王芳解释道，手里还在缝补一件破旧的衣服。
我注意到她的手上都是针扎的痕迹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没有一点女人该有的光彩。
＂听说你们添了女儿，恭喜啊。＂我说着，走到床边看了看熟睡的婴儿。
＂谢谢俊德叔叔。＂王芳露出了笑容，但很快又黯淡下来，＂就是孩子身体不太好，出生时心脏有问题，做了手术，现在还在吃药。＂
我点点头，心里已经明白了那缺少的两千块钱的去向。
＂俊德，你来了。＂郭大勇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药和一些蔬菜。
他慌忙把桌子上吃剩的白馒头收进抽屉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尴尬。
＂吃了没？我去弄点吃的。＂郭大勇说着就要去生炉子。
＂别忙了，我刚从家里吃完来的。＂我摆摆手，＂听说甜甜不舒服，我来看看。＂
＂甜甜，好名字。＂我看着床上的婴儿，笑着说。
＂是啊，希望她以后的生活能甜甜蜜蜜的。＂王芳轻声说，眼里满是母爱的光芒。
我把带来的降压药递给郭大勇，＂这是巧云的降压药，她说芳嫂可能用得上。＂
＂这怎么好意思……＂郭大勇接过药，眼圈有些发红。
＂战友之间，不说这些。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
屋子里十分闷热，虽然已经是春天，但筒子楼的通风条件很差。
王芳正在用旧毛巾给孩子擦身子，动作轻柔，生怕惊醒了熟睡的孩子。
＂工地的活怎么样？＂我问郭大勇。
＂还行，一天能挣四五十块钱，就是不太稳定，下雨天就没活干。＂郭大勇说，＂等甜甜的病好了，我打算回邯郸，那边亲戚多，照应起来也方便些。＂
我们聊了很久，从当年的军营生活，到各自下岗后的生计，再到孩子们的成长。
屋外，夕阳的余晖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照进来，给简陋的房间镀上了一层金色。
王芳烧了一壶水，给我泡了杯茶，是最便宜的那种茶叶，但我喝着，却觉得格外香甜。
临走时，我悄悄把两千元放在了他们的枕头下。
刚走到楼下，就听见楼上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郭大勇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来，手里攥着那两千元钱，眼里闪着泪光。
＂俊德，我......＂他的喉结动了动，似乎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我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：＂老郭，记得那年在大兴安岭吗？你说过，战友就是兄弟。＂
＂可是，我已经欠你太多了。＂郭大勇低着头，＂那两千块钱…是给甜甜看病用的。我本想等再攒够了再还你，没想到......＂
＂孩子的病要紧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＂我说。
＂不，俊德，我欠你的，一定会还清。＂郭大勇坚持把钱塞回我手里，＂甜甜的病已经好多了，医生说再吃一个月的药就可以了。＂
我们相对而立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个中年男人的肩头。
我知道，有些事情，并不是用金钱就能衡量的。生活再苦，人心不能苦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或许失去了很多，但唯独不能失去的，是那份信任和情义。
＂其实，最珍贵的东西，我早就收到了。＂我握住他的手，感受着那份粗糙却温暖的力量。
＂记得那年冬天，我滑下冰崖，是你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。这两千块钱，就当是给甜甜的见面礼。＂
郭大勇的眼眶湿润了，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，哽咽道：＂俊德，咱们这辈子，就这么认了。＂
我点点头：＂认了。＂
回家的路上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迎着晚风，心里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。
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们失去了很多，但内心的那份真诚和信任，却从未改变。
一个月后，郭大勇带着王芳和甜甜来我家做客。
甜甜的脸色已经红润了不少，躺在简易的婴儿车里，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
林巧云特意做了一桌子菜，还买了一瓶汾酒，那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算是高档酒了。
＂俊德，我和芳嫂商量好了，等甜甜再大点，我们就回邯郸。＂郭大勇说，＂我二叔在县里开了个小加工厂，说可以给我一个管仓库的活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至少稳定。＂
＂这是好事啊，有个稳定工作就安心了。＂我举杯祝贺。
酒过三巡，郭大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郑重地放在桌上。
＂这是两千块钱，俊德，这次你必须收下。＂
我看了看林巧云，她冲我点点头。
＂好，我收下。＂我没有推辞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对郭大勇的尊严很重要。
多年后的一个夏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从邯郸寄来的信。
信中附了一张全家福，郭大勇和王芳站在一个身穿护士服的年轻女孩身边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＂俊德，甜甜今年大学毕业了，在县医院当了护士。她从小就听我讲你救我们一家的事，一直想当医生救死扶伤。虽然没考上医学院，但当上护士也算是圆了这个梦。＂
信的最后，是甜甜亲笔写的一段话：
＂俊德叔叔，谢谢您当年的两千块钱，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礼物。爸爸说，人这一辈子，患难见真情。我希望将来也能像您一样，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。＂
读完信，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是啊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们虽然贫穷，但心灵却如此富足。
而今天，当我站在这个物质丰盈的时代，回望那段艰难的岁月，才发现，最珍贵的不是金钱，而是那份穿越时空的情谊和信任。
我们的青春已经远去，但那份赤诚的战友情谊，却像星辰一般，在记忆的夜空中熠熠生辉。